这段时间，西亚北非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
新闻标题里不断出现的，是人们已经熟悉到几乎麻木的一组词：加沙、黎巴嫩、伊朗、以色列、霍尔木兹海峡、能源价格、海湾安全、难民、空袭、升级、外溢。仿佛这片地区天然就和战争绑定，仿佛它的历史总是在枪炮声中前进，仿佛它对外部世界最主要的意义，就是提供危机、动荡、石油和不断上升的地缘风险。
当地时间2026年4月20日，黎巴嫩提尔，以军空袭导致建筑损毁。视觉中国 图
但“中东为什么总在打仗”这样的提问，表面上是在追问一片地区的特殊性，实际上也暴露了外部世界理解这片地区时的某种惰性：我们习惯于把新闻里的爆炸、政变、教派冲突和国际博弈视为中东的“常态”，却不太追问，这种常态本身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。人们常常把“中东”当成一个既定存在的地理空间，把今天的战火当作地方文明内部冲突的自然延续，却很少意识到，这个区域概念本身就是历史权力关系的产物；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冲突，也并不是“古老矛盾”的自动爆发，而是殖民划界基础上的国家建构失衡、外部大国持续干预，以及能源资本与国际秩序相互交织的结果。
在“未来人类学家”平台最近举办的一场讲座中，研究者李晓彤以“西亚北非：历史变迁与政治经济逻辑”为题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。这场讲座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并不满足于解释某一场战争，也不试图提供快速的新闻判断，而是从概念、历史、区域构成、战争谱系、石油逻辑和地区秩序变化等多个层面，重新搭建了一套理解西亚北非的框架。
这种框架的重要性，恰恰在于它提醒我们：要理解今天的西亚北非，不能停留在战地新闻的平面视角上，而必须把它放回更长的历史线索和更大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。
一、“中东”不是地理事实，而是一个历史发明
在今天的公共讨论里，“中东”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。人们说到它时，仿佛在说一个边界清晰、内部一致、范围固定的地区。但李晓彤在讲座中首先指出，和“西亚北非”相比，“中东”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。
“西亚北非”指向的是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，是相对客观的地理描述；而“中东”则并不是本地社会的自我命名，而是一个从外部、尤其是从欧洲帝国战略视角出发被命名出来的空间。换句话说，“中东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区域，而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战略对象。
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因为一旦把“中东”视为自然地理单位，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把这片区域内部的冲突也理解为“天然”问题：好像那里天生就充满宗教对立、民族纠纷和政治暴力。而如果回到概念形成的历史，我们就会看到，所谓“中东”，恰恰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衰落、欧洲列强重新规划东方空间的过程中，被纳入现代国际政治语汇的。
当时，随着奥斯曼帝国解体，“东方问题”被摆上欧洲外交的桌面。所谓“东方”，并不是一个等待被理解的文明整体，而是一块等待被处理、被分割、被接管的权力空间。英国、法国以及其他列强讨论的，不是这些地方如何按照自身的社会历史演化，而是它们在帝国战略中各自意味着什么。再后来，英国为了更有效地管理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航线之间的关键地带，逐渐强化了“中东”这一术语的使用。对英国而言，这里之所以是“中东”，本来就是因为它处于欧洲与印度之间，是服务帝国航线和殖民治理的中介空间。
所以，从一开始，“中东”这个概念就带着深刻的外部凝视和权力结构：它不是描述，而是命名；不是中立认知，而是战略安排。
这一命名的后果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理解这片地区的方式。因为当一个地方首先以“战略地带”而不是“社会世界”的面貌进入全球视野时，它随之被关注的，也更多是战争、秩序、治理、资源和威胁，而不是其内部复杂的历史经验、地方差异和日常生活。某种意义上，今天人们一提到中东便立刻想到“战乱”，正是这一外部命名传统的延续。
二、阿拉伯世界并不是一个整体，“中东”内部从来不只有一种声音
如果说“中东”是一个被战略制造出来的概念，那么围绕这一概念的第二层误解，便是把它等同于一个单一的“阿拉伯世界”或“伊斯兰世界”。
李晓彤在讲座中花了相当篇幅区分西亚北非内部的不同主体。她提醒听众，这片地区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。无论从民族、语言、宗教还是国家构成来看，它内部都高度多元。
首先，并非所有重要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。比如在当下局势中极为关键的以色列和伊朗，本身都不属于阿拉伯国家。以色列的主体是犹太民族，使用希伯来语；伊朗则是波斯民族的延续，以波斯语为主。土耳其、库尔德等也都是西亚政治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。把整个“中东”笼统称为“阿拉伯世界”，本身就会遮蔽很多历史与现实的张力。
其次，即便是阿拉伯国家内部，也存在非常大的区域差异。李晓彤把它们大致区分为阿拉伯半岛、黎凡特地区、北非—马格里布地区以及相对更边缘的非洲之角。不同区域的历史命运并不相同：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发源地，也是今天海湾君主制国家所在；黎凡特连接亚洲、非洲和地中海世界，长期处在帝国扩张、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交汇的位置，因此宗教、族群和政治关系一直较为复杂；埃及、利比亚和苏丹在地理上同属北非东部，但内部历史也并不相同；而马格里布地区，如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，则更深地受到法国殖民影响，阿拉伯语与法语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并存。
这意味着，外界常常把“中东”想象成一个文化上很统一的整体，但这种看法在学术上一直有争议。问题不在于这里没有共同的文化联系，而在于这种共同性并不能覆盖内部复杂的差异。语言就是其中一个很直观的例子：像黎巴嫩、叙利亚、埃及这些国家内部，本身就长期存在多民族、多宗教乃至多语言的现实；而在地区层面，即便同属阿拉伯世界，不同国家之间的方言差异也很大。很多人在中国学的是标准阿拉伯语，但标准语主要用于正式场合、媒体和国家话语，日常社会并不是靠一种统一语言在运作。
这一点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很多外部分析喜欢把西亚北非的冲突简化为“宗教问题”“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”或“穆斯林社会的问题”。这样的说法看似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，实际上却把原本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失衡、外部力量的持续介入、以及地区资源和全球资本之间的关系等复杂的政治—历史问题重新包装成文明差异和文化特性，仿佛这片地区的战争是“天然如此”。
三、为什么巴以问题必须被放在中心位置？
如果说要在西亚北非当代政治中寻找一个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核心问题，李晓彤认为，那几乎一定是巴以问题。
但她强调，巴以问题之所以重要，并不是因为它只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双边领土纠纷，而是因为它集中折射了这一区域自20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关键结构：殖民统治及其遗产、民族主义与反殖民政治、宗教与身份问题、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权力竞争，以及外部大国主导下的秩序变迁。
这意味着，巴以问题不能被看成两个民族之间的“古老仇恨”。它的现代形态，恰恰是在帝国政治中被塑造出来的。1917年的《贝尔福宣言》是一个典型起点。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“民族家园”，这项政策并不只是外交辞令或道德表态，而是深深嵌入了当时的帝国利益：它既服务于对苏伊士运河和印度航线的控制，也服务于英国在奥斯曼解体后重新安排地方政治的需要。与此同时，英国又对阿拉伯人作出过相互冲突的承诺。这种双重承诺留下的，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谈判自然调和的矛盾，而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帝国权力设计出来的结构性冲突。
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中东战争，使这一冲突不断转化。1948年的战争围绕的是以色列能否建国以及新国家的边界问题；1967年六日战争则带来了新的转折——从“是否存在”转向“如何占领”。从此以后，巴以问题越来越体现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长期控制、定居点扩张、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及难民返回权问题。
这一转变的后果是，巴以问题不再只是国家之间的传统战争遗留，而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占领结构。它既在领土上不断碎片化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空间，也在政治上不断压缩巴勒斯坦国家建构的现实基础。李晓彤在讲座中展示的土地变化图，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进程最直观的视觉呈现：巴勒斯坦人保有的空间越来越少，且越来越不连续，最终被挤压为彼此分割、难以连成整体的区域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巴以问题才会不断外溢。它不是一场“局部冲突”，而是整个西亚北非政治神经系统中最敏感的部分。它一方面被更大的地区政治力量不断吸纳，例如反殖民政治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区国家竞争；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持续影响这些力量的走向，成为国家间战争、非国家武装、代理人网络和跨境冲突不断重组和放大的关键触发点。
四、巴以之外：中东其他战争说明了什么？
在巴以冲突之外，李晓彤还梳理了两伊战争、海湾战争、2011年之后的多国内战，以及“反恐战争”带来的新局面。这些战争看似彼此独立，形式不同，但背后往往共享一些深层结构。这些结构包括殖民时代留下的边界框架、国家建构的不稳定、地区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，以及外部大国的持续介入。
以两伊战争为例，表面上看，这是伊拉克与伊朗的边界战争；但实际上，它背后涉及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政权安全焦虑、教派政治的区域扩散、地区领导权竞争以及石油基础设施和出口通道的控制。1990年的海湾战争则更清楚地说明，中东冲突很难被理解为纯粹的地区内部事务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，冲突迅速被纳入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行动。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，更在于显示了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主导地位，并强化了其在海湾安全与地区秩序中的核心角色。
而2011年后，中东大量冲突开始转化为内战与代理人战争。叙利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：表面上看，这是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内战，但实际上，伊朗、俄罗斯、土耳其、沙特、美国等多方力量都深度卷入其中。战争之所以长期无法结束，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它不再是地方社会内部的冲突，而是被嵌入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竞争之中。
这种局面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今天的西亚北非，已经很难再用“一个国家打另一个国家”这样的传统战争图式来理解。边界没有阻止战争，反而成为战争扩散的通道。非国家武装、宗教网络、难民流动、外援系统、金融链条和媒体传播，共同构成了这一区域的冲突生态。
而这恰恰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场原本看似局部的战争，会迅速牵动整个地区，甚至溢出到全球市场。
五、石油不是背景，它本身就是历史行动者
如果说殖民划界和外部干预解释了西亚北非何以“乱”，那么石油则是理解其何以“富”、又为何这种“富”始终与全球秩序深度绑定的关键。
在讲座中，李晓彤没有把石油简单处理成地缘政治背景，而是把它放在现代世界秩序形成的核心位置上来分析。她提醒听众，石油之所以重要，不仅因为西亚北非储量巨大，更因为它在20世纪完成了从商品到战略资源、再到金融媒介的转变。
二战是一个关键节点。随着战争机械化，石油取代煤炭，成为军队持续作战能力的基础。谁能稳定获得石油，谁就掌握了现代战争的生命线。战后，这一重要性没有减弱，反而随着汽车工业、航空业、塑料化工和全球运输体系的发展而不断扩大。石油不再只是军队用油，而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本身的血液。
1973年的石油危机则使全球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：石油不仅是资源，也可以成为武器。阿拉伯产油国通过禁运支持以色列的国家，迫使全球经济重新感受到中东局势的冲击力。从那以后，中东战争不再只是地区战争，而是世界经济问题。
更重要的是，石油财富并没有停留在地方。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石油贸易与美元形成了紧密绑定，海湾国家积累的巨额收入又通过欧美银行、债券市场和海外投资重新流回国际金融体系，这就是“石油美元”结构。换言之，中东的石油财富，一方面造就了海湾国家的富裕，另一方面也嵌入了美国金融霸权和全球资本循环。
因此，石油绝不是一个静态资源，而是主动塑造地区政治和全球秩序的“行动者”。它解释了为什么外部大国长期重视这一地区，也解释了为什么海湾国家能够在国内建立一种特殊的政治稳定模式：政府无需主要依靠向公民征税维持财政，而是通过石油租金向社会分配福利、补贴和公共资源，从而换取政治服从和统治稳定。这种“租金国家”结构，是理解海湾君主制韧性的重要线索。
但石油也制造了新的地区不平衡。因为并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富，真正富裕的是少数海湾产油国。其他很多国家人口众多、财政脆弱、经济依赖性强。这种差异使得“阿拉伯世界”内部其实长期存在发展断层，也使一些富裕国家获得了更强的地区干预能力。某种意义上，中东的“富”和“乱”从来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面向，而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后果。
对许多长期生活在海湾之外的人来说，西亚北非的战争似乎总有一种空间上的分层：巴勒斯坦、黎巴嫩、叙利亚、伊拉克可以打，海湾的迪拜、多哈、阿布扎比却像是另一套系统，依然灯火通明、航班起降、金融运转。
李晓彤在讲座中指出，这种想象正在被打破。她认为，这场战争对地区秩序影响其中一个表现是：原来被想象为相对隔离的海湾空间，如今正更直接地受到区域战争的外溢影响。
这一点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“战火蔓延”。更准确地说，是海湾过去赖以维持的那种“例外性安全空间”正在遭遇结构性冲击。迪拜模式之所以成立，并不是因为周边没有战争，而是因为战争始终被阻挡在别处。只要港口正常、航线畅通、资本相信这里安全，那么旅游、航空、物流、房地产和金融这些高度依赖流动性的产业就能继续繁荣。
但这一次，海湾过去那种相对安全、相对开放、仿佛可以与周边战火保持距离的空间形象，正在更明显地受到冲击。海湾从来不是完全中性的商业空间，它一直同时嵌在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和全球资本流动网络之中。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、防空体系和战略部署，意味着这里始终处在地区安全博弈之中。与此同时，阿联酋、巴林与以色列签署《亚伯拉罕协议》推动关系正常化，也并不只是政治表态，而是与技术合作和经济利益交换相连。这意味着，海湾与巴以问题之间原本看似可以维持的政治距离，实际上早已被压缩。换句话说，海湾今天之所以受到更直接的影响，不是因为它原本完全在冲突之外，而是因为它一直就在区域秩序内部，只是这种安全、资本与外交多重嵌入的现实，如今被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了。
这意味着，海湾受到的冲击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，而是叙事上的：它过去作为“安全、开放、可投资、可中转”的全球节点形象，正在出现裂痕。对于迪拜这样的城市而言，这种裂痕尤其危险，因为它发展的前提不是本地制造业或稳固内需，而是流动人口、全球资本和国际信心。一旦人们开始怀疑这里是否仍然安全，连锁反应就会迅速出现。
这种变化首先冲击的，是海湾过去那种相对“例外”的位置。海湾与周边冲突之间原本看似清晰的距离，其实比想象中更脆弱。进一步说，这种冲击也反映出地区秩序正在发生变化：原本可以相对分开的不同安全空间，如今越来越彼此牵动。
七、霍尔木兹海峡与全球日常：西亚北非从来不是远方
很多人会以为，西亚北非的战争只在国际新闻层面与自己有关。但霍尔木兹海峡的意义恰恰说明，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一个纯粹“远方”的问题。
李晓彤在讲座中反复强调，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油气运输。这个数字的意义并不只在于能源价格，而在于它背后整条供应链的传导机制。石油不仅影响燃料成本，也通过石化产业链影响塑料、化肥等产品的价格，并进一步传导到工业、农业之中。尤其在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供应链化的背景下，一条海峡的受阻，可能会通过能源、运输、原料和金融预期同时作用于世界市场。
这正是西亚北非问题的当代性所在。它不只关乎地区政治，也关乎全球工业体系和现代生活方式本身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旁观者，但实际上，从机票到物流，从消费价格到能源转型，每个人都已经被卷入。
李晓彤在回答听众关于中国影响的问题时提到，中国固然在能源上对中东有重要依赖，但另一方面，过去近二十年的电气化推进和新能源发展，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拥有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工业国家的缓冲空间。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受冲击，而是意味着，中东的每一次战争，也在倒逼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己的能源结构与现代化路径。
因此，理解西亚北非，不是为了掌握一个国际时事热点，而是在理解现代世界如何通过能源、战争、资本和技术，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路捆绑在一起。
八、在宏大结构之外，我们还应如何理解这片地区？
一场关于西亚北非的讲座，如果只停留在战争和石油，其实仍然是不够的。因为那样的理解虽然比新闻标题更深一步，却仍然可能把这片地区仅仅当成一个被战争定义的空间。
在讲座的讨论环节，主持人王希言提出了一个很有人类学意味的问题：在宏观历史、国际秩序和政治经济逻辑之外，长期进入这一社会、学习语言、做研究之后，对中东民间社会本身有什么新的认识？因为外部世界在讨论西亚北非时，往往太容易停留在国家、战争、宗教和资源这些宏观词汇上，而忽视那里也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构成的社会世界。
李晓彤的回答有一个很清楚的主线：地方社会的日常面貌，往往是各自历史路径的沉淀。真正进入这些社会之后，会更强烈地意识到，西亚北非并不是一个内部同质的整体，而是一组被不同历史经验塑造出来的地方社会。海湾国家的富裕与对外来劳工的高度依赖，反映的是石油经济和全球化城市模式；埃及那种既辉煌又混乱的社会气质，背后是厚重的历史传统、庞大的年轻人口规模和长期积累的国家—社会张力；摩洛哥社会中法语影响之深，则让殖民遗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、甚至影响语言使用本身，变得非常具体。
在讲座的最后，来自南京大学的邱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她并没有继续追问宏大的地缘政治格局，而是把视线落到了一个更细微、也更难回答的层面：海合会国家的普通人，究竟如何看待伊朗？在伊朗与美国、以色列不断升级的冲突中，他们是更多把伊朗视作威胁，还是会抱有某种同情？而当自己所处的国家同样受到袭击时，这种观感又会如何变化？
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，恰恰在于它提醒我们：再宏大的国际分析，如果无法回到人的感受、地方社会的情绪结构和普通人的复杂判断，就仍然是不完整的。李晓彤的回答相当谨慎。她提到，如果放到普通人的感受层面，很多人的判断未必是按照国家外交关系来展开的，而更多是按照“谁在攻击普通人、谁在承受战争后果”来理解冲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在一些讨论中，人们未必会把针对美国军事基地或美国资产的打击，直接理解为对本地社会本身的攻击；相反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造成的大量伤害，往往更容易激起直接的愤怒、同情和道德判断。
邱老师接着追问：那他们会抱怨美国和以色列吗？
这是一个没有被充分回答的问题，但它恰恰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。因为它暴露出今天西亚北非研究和公共讨论中的一个真正难点：我们太容易讨论国家、政权、联盟、军事基地和代理人网络，却太少真正知道，那些生活在战争边缘的人，是怎样在矛盾的资讯、摇摆的安全感和复杂的区域关系中形成自己的判断的。也许，理解西亚北非最难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它当然需要地图上的箭头、年表上的战争、油价曲线和国际关系框架；但它同样需要返回那些没有进入头版标题的地方：出租车司机的态度、移民城市里的沉默、大量未被表达的犹疑，以及普通人在战火边缘不断调整的生活感知。
而王希言结合自己在阿联酋的生活经验也补充说，在像迪拜这样以移民为主体的全球城市里，实际上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“主流社会心态”。这里的人口构成高度流动，本地人只是少数，绝大多数是带着工作、投资、过渡、谋生等目的前来的移民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战争带来的首先未必是民族情绪或政治站队，而更可能是对安全、秩序和流动能力的现实判断。这个观察很有启发性。它提示我们，今天西亚北非的很多关键空间，尤其是海湾城市，已经不适合再用传统民族国家社会的方式来理解。那里的人口构成、认同结构和危机反应机制，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。也正因如此，一场战争在海湾社会引发的，不只是政治震荡，也是一种关于流动、归属和脆弱性的重新显影。
如果说这场讲座真正提供了什么，那或许并不只是一个关于“中东为什么总在打仗”的答案，而是一个更重要的提醒：西亚北非不是一个等待被快速解释的“问题地区”，而是一片始终处在历史制造、秩序重组和现实生活交叉点上的复杂世界。要理解它，我们不能只看战争发生时的爆炸瞬间，更要看那些让战争得以持续、扩散并进入日常的深层结构。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才可能真正明白，这片地区为什么总在新闻里出现，以及它为何从来不只是“别处”。
“未来人类学家”是一个由一群热爱人类学、并致力于传播人类学知识与方法的青年人共同创建的公共平台。该项目由青年人类学者王希言发起，成立以来陆续得到多位学者与相关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参与。未来，“未来人类学家”将继续推出系列讲座、夏令营及其他公共活动，推动人类学走出课堂与学术机构，进入更广泛的公共文化与青年教育实践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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